我国垃圾分类卡在哪?看国外1300多种废物如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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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读者来信》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到底卡在哪”讨论，引起读者广泛共鸣。

实际上，我国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已有10多年时间。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拉开了我国垃圾分类收集的序幕。

这些年来，我们取得了一定成效，垃圾分类意识有所增强，分类垃圾桶、垃圾处理设备等硬件设施得到提高。但从整体效果来看，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缓慢，分类推广仍然未能真正深入百姓生活。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物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环境隐患比较突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据住建部数据，2015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是1.91亿吨，2016年是2亿吨。

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将对人居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垃圾分类刻不容缓。“优良的人居环境，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部分。”安徽合肥读者程华表示，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可以有效破解城乡垃圾难题，改善人居环境，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进行前处置的重要环节，是源头实现垃圾减量化和减小环境污染的关键。”清华大学中国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举例说，废塑料填埋难降解，不仅污染地下水，还会永久性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垃圾混在一起焚烧，可能释放有害气体，造成空气污染，给公众带来健康风险。

不仅如此，生活垃圾分类还可以提高后续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处理难度，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抓手。比如，将热值较高的可燃成分进行燃烧发电，提高热效率;将易降解的有机物质分选出来进行堆肥处理，提高堆肥效率和质量等等。

“垃圾分类收集既能够让生活垃圾变废为宝，又有利于保护好生活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云南省宣威市读者周均虎说。

生活垃圾分类意义重大，本是一件有利于民生的工程，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并不尽如人意。

“超市里买回来带外包装的蔬果、生鲜，要把果皮和塑料袋放到不同的垃圾桶里;坏掉的玩具，塑料部分、废旧电池、电子线路板都要分门别类。” 河北省黄骅市读者李文婷坦言，最麻烦的是，经常会把类型分错，把A扔到B的位置，把C放在D的位置。

生活垃圾分类执行了这么多年，但在不少地区执行并不尽如人意，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从读者来信的情况分析，居民分类意识仍然偏低。我国居民垃圾分类知晓度高达90%，但能够参与并比较准确完成分类的人群只占总数的20%左右，能长时间坚持的人更少。

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投放准确率都较低，导致收集到的“分类垃圾”还是混合垃圾，制约了分类处理设施的运行效率。

湖北丹江口市读者舒毅是一名街道办工作人员，他来信说：“经过这几年城市创建的努力，各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各栋楼道的垃圾通道全封闭了，楼下摆放了垃圾箱。居民基本上能做到垃圾装袋，定点投放，但也基本上是一袋装。很多居民觉得垃圾分类太麻烦，没有那个闲工夫。部分居民倒是作了简单分类，但总体占的比例小。”

还有的读者反映“分了也白分”。“一开始，在收拾生活垃圾时，特意在家里先做好分类，用不同的塑料袋装好，再按属性扔进垃圾桶。” 四川省广元市读者张厚美说，可是后来发现环卫人员还是把所有的垃圾都装进一辆车运走了。辛辛苦苦分类，最终却被“一勺烩”，容易挫伤积极性。

一位从事环卫工作多年的读者深有感触：“不是不想分类运走，实在是代价太大。不少居民垃圾分类做得不到位，或者不知道怎么分，或者压根儿就不分。如果用三种不同的垃圾清运车运输，成本太高。”

对此，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分析，在我国推行垃圾分类的起步阶段，主要矛盾在于后端缺乏现代化、多样化的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即使部分居民做到了源头分类，环卫企业也做不到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最终只能“殊途同归”。

近年来，我国一批城市相继建成了多样化、现代化的垃圾分类处理设施，为垃圾分类处理提供了较好的硬件保障。我国垃圾分类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由后端分类处理设施缺乏转化成源头分类投放参与率低和准确性差。

前端影响后端，后端制约前端，没能形成良性循环。分类处理设施的高成本低效率影响企业分类收集和分类运输的持久性，仍然会不时出现“先分后混”现象，进而影响居民分类投放的积极性。

我国居民生活垃圾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厨余垃圾占比较大、含水率高、易腐烂发臭。厨余垃圾热值偏低，在焚烧时需要添加助燃剂，不仅导致焚烧成本增高，而且不利于焚烧过程中污染物的控制。

在许多城市，由于源头未分类，大量的厨余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一同被填埋或焚烧，不仅无法获得最佳效果，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温宗国认为，在以焚烧为垃圾处理主要方式的地方，首先需要将厨余垃圾从居民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

目前各地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多样，但是根本上是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三分法，分为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另一种是四分法，分为可回收垃圾、易腐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也就是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再分出易腐垃圾。各地分类方式的差别，主要是对可回收垃圾的细分方式不同，例如把玻璃、废旧纺织品、电子废弃物、大件垃圾等单独分出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我国在部分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要求必须将有害垃圾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进行单独的收集、运输和处置，而对于易腐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确定强制分类的类别，例如在农贸市场、餐饮企业等区域实施易腐垃圾的强制分类。

温宗国建议，对我国现阶段来讲，分类应该相对先简单一点，然后再逐步做细。根据我国垃圾含水率高和可生化有机质含量高的特点，目前最迫切的是把含水量高的“湿垃圾”，主要是厨余垃圾分出来。第二类必须要分出来的是有害垃圾，比如锂电池、灯管、药品等，降低后续处理的危险性，改善焚烧运行安全性，减少污染排放。

当然，垃圾分类中的网点设施硬件布局不科学，垃圾分类后的终端处理设施跟不上也是重要原因。例如，厨余垃圾有些处理设施和工艺不完善，有些有害垃圾还没有完善的处理设施，分类后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设施较少。

刘建国也认为，垃圾分类投放应简单化并采取适当的正向激励措施。分类回收设施的便利性是影响居民垃圾处理行为的重要因素，建议按照因地制宜、大类粗分的原则制定分类标准。

对居民甚至可以采用积分奖励等方式来提高分类投放的准确率和参与率。只有真正将居民的源头分类投放责任落到实处，才能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

在这方面，浙江省建德市政协委员范红杰认为可以借鉴浙江临安的做法。“只将垃圾分为可腐烂和不可腐烂，每个家庭只需两个垃圾桶，以黑色、绿色两种颜色的垃圾袋区分，街面上也只需设立黑色、绿色两个垃圾桶，既直观又方便，分类又不麻烦。”

“生活垃圾收集有街道、居委会、物业，垃圾清运和处理由环卫部门负责;再生资源的回收有环卫参与的，也有专门从事回收的新型企业参与;有害垃圾由环保部门负责，医疗垃圾由环保和卫生部门负责。”温宗国认为，目前生活垃圾分类的管理机制没有理顺。

垃圾分类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前功尽弃。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系统还是“两张皮”。有资源价值的废品通常被散布于城市的“拾荒大军”回收，生活垃圾主要由环卫系统的“正规军”负责收集处理。

温宗国表示，对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的“两网融合”，可统筹合并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协同作用。比如统筹合并商务部门、环卫部门在废旧物资回收、垃圾收运处置的两项管理职能，将原有的两个体系从源头投放、收运系统、末端处理处置等三个环节进行统筹规划与设计。

同时，要实现可回收物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衔接，有害垃圾分类收集与危险废物处理衔接，易腐垃圾或厨余垃圾分类收集与生物质资源化利用衔接，实现分类后的垃圾进入不同处理设施分类处理，防止因垃圾体外循环而造成二次污染。

理顺管理体系之外，管理理念更应该跟上。再生资源行业也是生活垃圾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政府应予以适当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还应鼓励社会资本、专业化企业参与到垃圾处理的具体环节中。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再生资源行业由市场主导、垃圾处理行业由政府主导的“两张皮”局面，提升产业集聚度、技术水平，实现转型升级。

对此，南昌市青云谱区城管委徐反根建议，可以扩大废品回收种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采取特许经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运营方式，公开招标引入专业化服务公司，提升垃圾分类回收处置水平。

有读者特别提到，垃圾分类设施应纳入城镇总体规划，按“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功能将垃圾分类纳入城镇总规划和社区建设，强化垃圾分类后末端处理配套设施的建设。

另外，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约束政策，强力推动和强制执行不够有力。在缺乏有效规范和制约的情况下，只靠宣传、劝导等软措施，生活垃圾分类仍然难推进。因此，加强法律制约，也需跟上发展的步伐。(来源：，记者：金正波)

日前，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日本。访问期间，应勇分别考察了东京森大厦城市综合体开发项目和垃圾分类收集、东京杉并垃圾处理厂、横滨新鹤见养老院和横滨站综合交通枢纽，实地了解日本在城市综合开发、垃圾综合治理和养老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迄今为止，我有两段执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经历，一段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居住在东京都多摩地区的生活，另一段则是在上海，我所居住的闵行区古美街道自2011年开始成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试点社区。

借助这两段切身的生活经历，我想讨论一下上海在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这一城市环境治理上与东京究竟存在多少差距?从东京的城市生活垃圾的精细化管理中，我们又可以借鉴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到日本读书时，东京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居民可以随意把没有分类的生活垃圾丢进路边大型铁质垃圾箱里。

但自1991年日本政府修改颁布《废弃物处理法》后，这种粗放式排放方式逐渐被终结，垃圾分类减量作为居民人人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生活制度，开始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日本的生活垃圾最终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运到垃圾焚烧工厂烧掉，另一种就是运送到填埋场填埋掉，“眼不见为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处于高度增长期，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带来了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

当时，东京都的23个特别区中有9个区没有垃圾处理场地，家庭生活垃圾焚烧率不足26%，剩下74%的厨余垃圾都要运到江东区梦之岛地区加以掩埋。

江东区的面积不足40平方公里，但在这一狭小区域内，一天则有多达5000辆、年间超过百万辆次的垃圾清运车进进出出，带给当地居民的是废气噪音、交通阻塞、恶臭扑鼻、鼠蝇肆虐、焚烧垃圾的残灰随风飘荡，把这个南临东京湾、夹在隅田川和荒川两条大河之间、拥有众多运河与桥梁、被称为“水彩都市”的地区，变成了巨型的“垃圾坑”。

长期遭受这种严重的“垃圾公害”之苦，让当地居民产生强烈不满，由此爆发了持续三年之久的人称“垃圾战争”的纷争。这场纷争最终以杉並区自建垃圾处理场，运送到江东区的垃圾按吨付费的妥协方式，达成和解。

当时，大众媒体针对这一事件，开展了不间断的“轰炸”式新闻报道，使得“垃圾公害”的严重性和严峻性广泛深入到日本人的“骨髓”之中。所以，一旦日本政府推出垃圾分类减量环境治理制度，绝大多数居民都能欣然接受并积极遵守。

日本的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精细化到什么程度呢?笔者整理出东京都国分市政府的分类排放方法。其标准是这样的：

(1)收费垃圾与非收费垃圾、(2)可燃垃圾(厨余垃圾等)与非可燃垃圾、(3)陶瓷、金属工具、小型家电等再生资源、(4)小型充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垃圾(危险品)、(5)大型垃圾(家具等)、(6)塑料资源、报纸、纸箱、牛奶纸盒、(7)图书、杂志及其他纸张、(8)玻璃瓶、易拉罐、(9)塑料饮料瓶、食品包装盒等九大类垃圾。

而且，为了便于居民进行识别分类，该市官网登出几乎囊括整个居民生活中可能会产生的1300余种废弃物品的“分类辞典”，以五十音图顺序，按品目、对应“可燃、不可燃、资源、有害”等归属进行列表，以供居民在分类时进行参考。

居民按照这一标准进行分类，然后再按照政府规定的垃圾收集日历进行定时定点排放。如果错过时间，只能乖乖地拿回到家里去，因为街头路旁早就没有让人投弃垃圾的垃圾箱;家具、修剪树枝等大型垃圾必须打电话付费申请搬运出去。对违法排放的惩罚也是比较严厉的，违法者会收到罚单，而且会被周围邻居看不起，让你呆在那里不自在，体验到“人眼可畏”的威力。

相比之下，上海推行的分类方法比较简单，就是把湿垃圾(厨余)、干垃圾、玻璃制品等简单地进行分类，分别投进相关的垃圾桶内。但是，面对更为繁琐的垃圾分类，为何日本人就能执行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优化机构设置。在垃圾分类减量问题上，东京都政府只负责制定政策和协调23个特别区及多摩地区30个市町村出现的问题，具体实施问题都下放到各个区或市政府自治体，这些区或市只有一个叫“清扫课”的部门负责管理垃圾问题，不存在多头管理。一旦出现问题，能够高效率解决。

第二，完善和细化治理方法，帮助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不仅需要每个居民作为“有心人”的积极参与，还有赖于相关部门开展细致入微的推广指导工作，把“分类减量”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人，让稍显麻烦的“分类减量”行为成为居民的生活习惯。

在这方面，日本新潟市有着很好的经验可以参考。上世纪90年代实施生活垃圾分类之初，这所拥有80万人口的城市共动员了12万多人参加2215场垃圾分类市民说明会，市民参会率达15%。

新泻市推广垃圾分类工作主要通过“町内会”、“自治会”这些居民自治组织实施，通过“町内会”、“自治会”下的居民班、组再下沉落实到每个居民家。日本的“町内会”、“自治会”是市町村政府之下的基层自治组织，不属于行政机构范畴。

它们虽然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又有着很大的区别。“町内会”一般为传统街坊居民的自治组织，“自治会”则多为新兴的公营或民营住宅小区的居民自治组织。“町内会”不仅作为行政辅助团体宣传政府的政策，，即代表居民向地方政府陈情。

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强制居民必须加入这些组织，但因要在该区域内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居民加入比率比较高，地方上的居民有时加入率高达100%。入会家庭必须缴纳少量的会费，除需要参与社区防火防灾活动、到路口维持交通秩序以保护学童上学安全等活动外，每家都要轮流去做社区“值日生”，负责清扫冲洗垃圾站的卫生。“町内会”一般会拒绝没入会的家庭将垃圾排放到垃圾站。

当然，由于国情和实际生活环境的差异，我们也不能完全复制日本的经验，而且有些问题也是我们“独有”的。比如，上海在垃圾分类中普遍存在“二次分拣”，这在日本基本是很少见的。

建议有关部门明确“二次分拣”在垃圾分类工作的地位，合理核定和发放分拣劳动报酬，适度提高分拣工人的收入水平，同时对相关资金的使用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

又如，为减轻居民对在厨房中堆放两个或两个以上垃圾桶有抵触情绪的问题，相关部门可采购一体化干湿两段垃圾桶，发放给居民使用。小区内垃圾桶一定要套上大塑料袋，便于保洁员清理。此外，在源头控制上，建议在蔬菜批发市场逐步实施精捡蔬菜入市制度，从销售环节减少厨余垃圾的产生。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博士)

转自微信公号 | 北极星固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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